恩在接下来几分钟里露面，那将是为了确保埃米莉来到了这里确保她没有在冰上滑了一跤摔断腿，也没有在雪地里冻死。

    但他没有来。

     二十分钟后，当埃米莉终于不再哆嗦，爸爸拿起了电话。

    “过来把你老婆接走！”他冲话筒吼道。

    母亲搂着埃米莉的头，让它靠在自己的肩上。

    爸爸回到沙发上，拍了拍埃米莉的手臂。

    我盯着他们三人挤在一起，有一种感觉，这一切以前发生过，每个人的角色都经过精心排练。

    甚至包括我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我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是如何在本该保持沉默时开口，却在本该说话时闭上了嘴巴。

    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一场自我们童年起就一直扮演的那种古老、脆弱的角色的颠覆。

    女性需要埃米莉需要从托词中解放出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人。

    表达意见，采取行动，蔑视顺从。

    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父亲安装的法式门一打开便吱嘎作响。

    肖恩穿着一双重重的靴子和一件厚冬衣慢吞吞地走了进来。

    彼得从肖恩为他阻挡寒冷的厚厚的羊毛包裹中钻了出来，伸出小手去找埃米莉。

    她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爸爸站起身，示意肖恩坐到埃米莉旁边。

    我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中途停下来看了父亲最后一眼，他正深吸气，准备发表长篇大论。

     二十分钟后，母亲来到我的房间，向我保证爸爸的话“非常严厉”，问我能否借给埃米莉一双鞋和一件外套。

    我将它们拿过去，然后从厨房看着埃米莉被哥哥揽在怀里，慢慢走远。

     悲剧之后的闹剧 在返回英国的前一天，我开车沿山脉行驶七英里，然后拐到一条狭窄的土路上，来到一座浅灰蓝色的房子跟前。

    我在一辆几乎和房子一样大的房车后面停了车，敲了敲门。

    我姐姐来开门。

     她穿着法兰绒睡衣站在门口，背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条腿被两个小女孩紧紧抱住，身后还站着她大约六岁的儿子。

    奥黛丽迈到一边，让我进去，但她动作僵硬，目光避免跟我对视。

    自从她结婚后，我们很少见面。

     我走进房子，在玄关处突然停下，看见油毡布上有个三英尺的大洞，延伸至地下室。

    我绕过洞走进厨房，里面充满了母亲的精油味桦木、桉树和罗文沙的气味。

     我们的谈话慢条斯理，时断时续。

    奥黛丽没有问我关于英国和剑桥大学的问题。

    她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于是我们谈论她的生活公立学校如何腐败透顶，所以她自己在家教孩子。

    和我一样，奥黛丽从未上过公立学校。

    她十七岁时曾有一段时间努力想拿到普通同等学力证书，甚至还将盐湖城的表妹米茜请来教她。

    米茜帮奥黛丽辅导了一整个暑假，最后宣布，奥黛丽的教育停留在四五年级水平，想取得普通同等学力证书根本不可能。

    她的女儿拿来一张画给我看，我咬着嘴唇，盯着这个女孩，心想她能指望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母亲那里学到什么呢。

     我们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和他们到雪地里玩耍。

    我们烘焙，看犯罪片，设计串珠手镯。

    那感觉就像穿过一面镜子，体验了一天假如我留在山上很可能会过的人生。

    但是我没有留下来。

    我与姐姐的人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之间似乎毫无共同点。

    几个小时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她仍然跟我很生分，不愿与我对视。

     我给她的孩子们带了一套瓷制小茶具，当他们开始为茶壶争吵，我便将茶具收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