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女孩提醒我，她现在五岁了，已经是大孩子了，不能再把她的玩具拿走。

    “如果你表现得像个孩子，”我说，“我就把你当孩子对待。

    ”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我脑子里想的是肖恩。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恨自己说了这样的话。

    我转身将茶具递给姐姐，好让她为孩子们主持公正，但看到她的表情时，我差点儿把茶具扔在地上。

    她的嘴张成了一个圆圈。

     “肖恩过去常这么说。

    ”她说道，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

     那一刻将永远伴随着我。

    第二天在盐湖城登机时，我会忆起它；飞机在伦敦着陆时，我心里仍会想着它。

    那一刻带来的震撼，我无法摆脱。

    不知何故，我竟从未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

    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

    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

    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

    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

    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

    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四月，我开始步入正轨。

    我写了一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自我主权概念的文章。

    我的导师大卫·朗西曼博士说，如果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

    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

    我开始撰写论文，再次选择穆勒作为主题。

     学期末的一天下午，在图书馆自助餐厅吃午饭时，我认出了与我同一项目的一群学生。

    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旁。

    我问能否加入他们，一个名叫尼克的高个子意大利人点点头。

    从谈话中我得知尼克邀请其他人在春假期间去罗马找他玩。

    “你也可以来。

    ”他说。

     我们提交了最后几篇期末论文，便登上了飞机。

    在罗马的第一晚，我们爬上了七座山丘中的一座，俯瞰着这座大都市。

    拜占庭式的圆顶像腾空的气球一样盘旋在城市上空。

    那时天色已近黄昏，街道沐浴在琥珀色的光辉中。

    那不是钢、玻璃和混凝土构成的现代城市的颜色，而是夕阳的颜色，看上去如此不真实。

    尼克问我对他的家乡有何看法，而我只能说：它看上去很不真实。

     第二天早餐时，其他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家庭。

    一个人的父亲是外交官；另一个人的父亲是牛津大学的教授。

    有人问起我的父母，我说我的父亲有一个废料场。

     尼克带我们去了他过去学习小提琴的音乐学院。

    它坐落在罗马的中心地带，装饰富丽堂皇，有宏伟的楼梯和敞亮的大厅。

    我试着想象在这样一个地方学习会是怎样的感觉：每天清晨踏过大理石地板，日复一日，将学习与美相联系。

    但我想象不出来。

    我只能将我置身的这所学校想象成一座博物馆，目之所见皆是别人生活的遗迹。

     我们在罗马游览了两天。

    这座城市既生机勃勃，又犹如化石。

    褪色的古老建筑仿佛风干的骨头，嵌在现代生活的动脉搏动的电缆和繁忙的交通中。

    我们参观了万神殿、古罗马广场和西斯廷教堂。

    我本能地产生了膜拜敬仰之情。

    这就是我对整座城市的感受：它应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