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那里，我得以了解这封信背后的故事。

    在我父亲威胁要跟泰勒断绝关系后的那些日子里，泰勒每晚上床睡觉时都会一遍遍地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她是我妹妹。

    ”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做出了几个月来唯一一个明智的决定：我求助于大学心理咨询服务。

    分配给我的咨询师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中年女士，她有一头紧密的卷发和一双犀利的眼睛。

    每次会面她很少说话，而是倾向于让我主动开口。

    我照做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都是如此。

    起初咨询没有什么效果我想不出哪次咨询很有“帮助”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的总体效果不容置疑。

    我当时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但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坦承自己需要一些自己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么做很有益处。

     泰勒确实把这封信寄给了父母，并且他一旦做出承诺就再未动摇过。

    那年冬天，我经常给他和斯蒂芬妮打电话，斯蒂芬妮俨然成了我的亲姐姐。

    每当我需要找人聊聊时，他们随时都在，每次我都有很多话要说。

     泰勒为那封信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个代价很难定义。

    他没有被断绝关系，或者至少不是永久性的。

    最终他和父亲达成休战协议，但他们的关系可能永远不会如从前了。

     我向泰勒道歉了多次，超越了我无法计算的我给他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些话都说得很别扭，说得结结巴巴。

    怎样遣词造句才算合理？一个人为了你，与父亲和家人疏远，你该如何道歉？也许没有合适的词句来表达。

    你该如何感谢一个不肯弃你而去的哥哥？就在你决定不再挣扎，任凭自己下沉时，正是他抓住你的手，将你拽上了岸。

    这一切，没有语言能够形容。

     那一年的冬天尤为漫长，只有每周的心理咨询会打断那种沉闷。

    每当看完一部电视剧，我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几乎是丧亲之痛，于是不得不再去找下一部。

     春去夏至，终于在秋天来临时，我发现自己能专心阅读了。

    除了愤怒和自责，我的大脑又可以容下别的想法了。

    我又重拾两年前在哈佛写的那一章。

    我重读了休谟、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著作。

    我又想起了家庭。

    这里面有个谜，一个未解之谜。

    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我开始了研究。

    我缩小问题范围，使其更学术化、具体化。

    最后，我选择了十九世纪的四种思想运动，研究它们是如何与家庭责任问题作斗争的。

    我所选的运动之一便是十九世纪的摩门教。

    我踏踏实实研究了一年，在这一年的年尾终于写出了论文初稿：《英美合作思想中的家庭、道德和社会科学，18131890》。

     我最喜欢关于摩门教的那一章。

    作为一个在主日学校待过的孩子，我被教导，一切历史皆为摩门教做准备：基督死后的每一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