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会儿，然后我就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爸爸去了废料场后，我向母亲编了一个理由说杨百翰大学需要她的纳税申报单。

    她知道我在撒谎我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爸爸意外回到家问她为什么复印申报单时，她回答说是为了备份自己的材料。

     我拿着复印件回到杨百翰大学。

    离开前肖恩没和我说一句话。

    他没问我为什么在凌晨三点偷偷溜进自己家，我也没问他半夜三更坐在那里拿着子弹上膛的手枪，是在等谁。

     表格在我的书桌上放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罗宾陪我一起去了邮局，亲眼看着我把它们交给工作人员。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一星期，也许是两星期。

    回信寄到时，我正在德雷珀打扫房子，所以罗宾把信放在我的床上，并留了张纸条，说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

     我撕开信封，一张支票落到了床上。

    四千美元。

    我感到了贪婪，接着为我的贪婪而害怕。

    上面有一个联系电话，我拨打了号码。

     “我有一个疑问，”我对接电话的女人说，“这是张四千美元的支票，但我只需要一千四百美元。

    ” 电话那头默不作声。

     “喂？喂？” “我直说了吧，”女人说，“你的意思是支票上的钱太多了？你想让我做什么？” “如果我把它寄回去，你能再另寄一张支票给我吗？我只要一千四百美元就够了。

    做根管治疗用。

    ” “听着，亲爱的，”她说，“你拿到这么多，那是因为你有资格。

    要不要兑现，你自己决定。

    ” 我做了根管治疗，买了课本，付了房租，还剩下不少钱。

    主教说我该犒劳一下自己，但我回答说不行，我必须把钱存起来。

    他告诉我，这些钱我可以花。

    “记住，”他说，“你明年可以申请同样金额的助学金。

    ”于是我买了一件星期日去教堂穿的新裙子。

     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偷报税单的那天是否意味着我首次为了离家回到巴克峰。

    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

    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