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立刻就被它牢牢吸引。

    我望着北回廊，一遍又一遍地听：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我把这两行歌词记在笔记本上，写在正在撰写的论文的空白处。

    阅读时我的思绪又不由自主地飘到歌词上面。

    我从网上了解到鲍勃·马利[2]脚上的肿瘤。

    我还了解到马利曾是拉斯特法里教教徒，该教派信仰“全身完整”，因此他拒绝做截肢手术。

    他在四年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

    这句歌词是马利在去世前一年写下的，当时本可以动手术去除的黑色素瘤正转移到他的肺、肝、胃和大脑。

    我想象一个贪婪的外科医生，长着锋利的牙齿和细长的手指，力劝马利进行截肢手术。

    想到医生的可怕形象和他腐败的药物，我便胆怯退缩了。

    这时我才明白之前未明白过来的一点，尽管我已弃绝了父亲的世界，却从未寻找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勇气。

     我将笔记本翻到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那堂课。

    在一个空白处，我画线写下：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号码。

     “我需要接种疫苗。

    ”我告诉护士。

     每个星期三下午我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那里注意到两个女生卡特里娜和苏菲几乎总是坐在一起。

    圣诞节几星期前的一个下午，她们问我想不想去喝一杯咖啡，我才第一次开口跟她们说话。

    我以前从未喝过“一杯咖啡”我从未尝过咖啡的味道，因为这是教会严令禁止的但我跟着她们来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

    收银员很不耐烦，于是我随便选了一杯。

    她递给我一个过家家大小的杯子，里面盛着一大汤匙泥浆颜色的液体。

    我眼巴巴地望着卡特里娜和苏菲端回我们桌旁的杯子里的泡沫。

    她们讨论起课堂上的概念；我则纠结要不要喝掉我的咖啡。

     她们轻松自如地使用高深复杂的术语。

    其中一些术语，如“第二次浪潮”，我以前听过，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些，比如“霸权式男性气概”，我读着就拗口，更不用说理解了。

    我喝了几口苦味的浓缩液体，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们谈论的是女权主义。

    我盯着她们，好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