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界就要完蛋了！”他说。

    现在他在大喊。

     “当然了，”母亲说，“但咱们还是不要在吃晚饭时讨论这个吧。

    ” 我放下叉子，盯着他们看。

    不知为何，过去半小时里所有的奇谈怪论，都不如这句话让我震惊。

    他们很少有能让我感到震惊的地方。

    遵循我的理解逻辑，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说得通。

    也许是因为背景：他们属于巴克峰，山峰掩饰了他们，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那里，周围环绕着我童年时代的聒噪和尖锐的遗物，他们被环境所吸纳。

    但在这里，离大学如此之近，他们显得如此不真实，几乎像神话一样。

     爸爸看着我，等着我发表意见，但我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我不知道该做谁。

    在山上，我不假思索地采用他们的女儿和追随者的声音。

    但在这里，我似乎找不到那个在巴克峰的影子下轻易就能找到的声音。

     我们走回公寓，我带他们参观我的房间。

    母亲关上房门，门后露出马丁·路德·金的海报，那是我四年前得知民权运动时贴上去的。

     “那是马丁·路德·金吗？难道你不知道他和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吗？”爸爸咬着嘴唇上的蜡状组织问我。

     他们很快就走了，在夜晚开车离开。

    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

    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

    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

    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

    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

    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重读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对哥哥的轻蔑变成了一种讽刺。

    话又说回来，我写道，要不是刚刚想起来，直到今天我自己还从未注射过疫苗，也许我嘲笑起泰勒来会更有底气。

     盖茨奖学金的面试是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进行的。

    校园令人生畏，有完美无瑕的草坪和干净利落的殖民时期风格建筑。

    我紧张地坐在走廊里，等候被叫去面试；我身着套装，抓着罗宾的手提包，感到笨手笨脚，浑身僵硬。

    但最终，我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因为斯坦伯格教授已为我写了一封有力的推荐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确认函：我获得了奖学金。

     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是杨百翰大学校报和本地新闻媒体打来的。

    我接受了六次采访，上了电视。

    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照片登上了杨百翰大学主页。

    我是杨百翰大学第三位获得盖茨奖学金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