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什么时候回家？”我说。

     “不知道，”爸爸说，“不妨问问上帝，因为上帝才是决定一切的人。

    ”他笑了笑，然后问：“在学校还好吧？” 自从因为录像机的事爸爸朝我大吼大叫后，我和他就再没说过话。

    我能感觉到他试图支持我，但我不能向他承认自己的失败。

    我想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想象自己对他说：这里的生活易如反掌。

     “不太好，”我说，“我没想到会这么难。

    ”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我想象父亲严肃的表情变得僵硬。

    我等待着想象中他正酝酿的一击，但只有一个平静的声音说：“会没事的，宝贝。

    ” “不会的，”我说，“我拿不到奖学金。

    我甚至连考试都过不了。

    ”我的声音颤抖起来。

     “没有奖学金就没有奖学金，”他说，“钱的方面也许我能帮上忙。

    我们会解决的。

    开心点儿，好吗？” “好。

    ”我说。

     “需要的话你就回家吧。

    ” 我挂了电话，不太确定刚才听到了什么。

    我知道这不会持续下去，下一次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切都会不一样，此刻的柔情将被遗忘，我们之间会再次上演无休止的斗争。

    但今晚他想帮我，这就够了。

     三月，西方文明课又进行了一次考试。

    这一次我做了记忆卡片。

    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记忆奇怪的拼写，其中很多是法语（我现在知道法国是欧洲的一部分），比如雅克－路易·大卫和弗朗索瓦·布歇。

    虽然我不会发音，但我能将它们拼写出来。

     我的课堂笔记乱七八糟毫无意义，于是我问凡妮莎能否借她的笔记看看。

    她满腹狐疑地看着我，有那么一刻我想她是否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考试中抄她的答案。

    她说笔记不能借我，但我们可以一起复习。

    于是下课后我随她来到她的宿舍。

    我们盘腿坐在地板上，打开笔记摆在面前。

     我试着辨认我的笔记，但句子不完整，杂乱无章。

    “别担心你的笔记，”凡妮莎说，“它们没有教材重要。

    ” “什么教材？”我说。

     “那本教科书啊。

    ”凡妮莎说。

    她笑了，好像我在开玩笑。

    我很紧张，因为我没有开玩笑。

     “我没有教材啊。

    ”我说。

     “你当然有！”她举起那本厚厚的图册，我一直用它来记忆作品和艺术家的名字。

     “哦，那个啊，”我说，“我看了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