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撰写论文，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读书，不让自己陷入恐惧或崇拜。

    伯克捍卫过英国君主制，因此父亲会说他是暴政的代理人，他不会允许家里有这样一本书。

    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

    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

    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

    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

    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

    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

     “我在剑桥教了三十年书，”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 对侮辱我有备而来，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对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评论，但我什么也没听到。

    我脑海中充满了一个痛苦的需求：离开那个房间。

    那一刻，我不在剑桥大学的钟塔里。

    我重返十七岁，坐在一辆红色吉普车里，而我爱的男孩刚刚碰了我的手。

    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

    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

    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

    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

    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我不记得是怎么离开钟塔的，也不记得那个下午是怎么度过的。

    那天晚上有一个正式的晚宴。

    大礼堂被烛光照亮，很美，但我感到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着正装，只穿了黑衬衫和黑裤子，我以为在昏暗的烛光下人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的朋友劳拉姗姗来迟。

    她解释说她的父母来看望她，带她去了法国。

    她刚回来。

    她穿了一条深紫色的百褶裙，裙摆在她膝盖上方几英寸处。

    一时之间，我觉得这条裙子很淫荡，直到她说这是她父亲在巴黎给她买的。

    父亲送的礼物不可能淫荡。

    在我看来，父亲送的礼物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意味着自己的女儿不是妓女。

    我在这种不协调的矛盾中挣扎纠结淫荡的裙子，送给心爱女儿的礼物直到晚餐结束，盘子都被撤走。

     下一次跟导师会面，斯坦伯格教授说，如果我申请研究生院，无论选择哪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