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感觉在前进。

     在那些在叉车里度过的汗流浃背的炎热的下午，我无法清楚地表述出这些。

    那时的我还未掌握现在的语言。

    但我明白了一个事实：我曾一千次被叫黑鬼，以前我笑过，现在我笑不出来了。

    这个词没有变，肖恩说出它的方式也没有变，只是我的耳朵变了。

    它们听到的不再是其中的玩笑。

    它们听见的是一个信号，一种穿越时间的召唤，得到的回应是一种越来越坚定的信念：我再也不允许自己在一场我并不理解的冲突中首当其冲。

     美黄芩 回杨百翰大学的前一天，爸爸付了我工钱。

    他没有足够的钱兑现之前承诺的薪水，那些钱仅够支付我欠的一半学费。

    我和查尔斯在爱达荷州度过了最后一天。

    那是一个星期日，但我没有去教堂。

    我的耳朵已经疼了两天，到了晚上，从隐隐作痛变成持续的刺痛。

    我发烧了。

    我的视力也扭曲了，对光很敏感。

    这时查尔斯打来电话，问我想不想去他家。

    我说我视力不太好，不能开车。

    十五分钟后他来接我。

     我捂着耳朵，没精打采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然后脱下夹克盖住头，挡住光线。

    查尔斯问我吃了什么药。

     “半边莲，”我说，“还有美黄芩。

    ” “我觉得吃这些没用。

    ”他说。

     “它们会起作用的，需要几天时间才生效。

    ” 他扬起眉毛，什么也没说。

     查尔斯的家整洁宽敞，窗户高大明亮，地板一尘不染，让我想起城里外婆家。

    我坐在凳子上，将头靠在冰冷的台面上。

    我听到橱柜吱呀一声打开了，接着是开塑料盖的砰的一声。

    当我睁开眼睛，面前的台子上多了两粒红色的药片。

     “大家疼痛都吃这个。

    ”查尔斯说。

     “我们不吃。

    ” “我们指的是谁？”查尔斯说，“你明天就要走了。

    你不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 我闭上眼睛，希望他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吃了这些药，你认为会发生什么呢？”他说。

     我没有回答。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母亲总是说，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而且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

    她告诉我，哪怕我现在吃药，十年后生的孩子也会是畸形。

     “人们服药止痛，”他说，“这很正常。

    ” 我一定是被“正常”这个词吓了一跳，因为他沉默了。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然后轻轻把药片推过来，直到它们碰到我的胳膊。

    我拿起一粒。

    我以前从未这么近距离地见过药片，它比我想象的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