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之处的大好时机前，官家竟因畏战，而签订了这般屈辱的和约。

     土地固然没有割让，可不论是官家需遵辽萧太后为叔母，同辽主称兄道弟，还是每岁需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沉重负担，怕都只是一个开端罢了。

     不断割自己百姓的肉，以养肥强邻这头饿狼，而放任宋军腐败，战士颓落。

     此消彼长的趋势，倘若长久以往，可谓不堪设想！ 单富国而不强兵，与稚童怀抱赤金行走于闹市无异，怎除极个别的强硬主战派外，朝中本最不该缺的，就是有学之士，竟都为这短暂的喘息时光而额手相庆，非但不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倒引为莫大胜利了？ 朱说沉色道：“诚如王相公所言，‘城下之盟，《春秋》耻之。

    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 “确确是奇耻大辱！”柳七说到激动处，不由拍案而起，义愤填膺道：“因那日开此先河，诸敌皆知我宋好欺，连区区党项，亦以投契相挟，年卷万两白银，万匹绢布而去。

    朝中只知养兵，而不管练兵，各官腐败、借官家财富做生意与民争富、中饱私囊者数不胜数。

    如不尽快做出决策，又如何长久？” 听着二个小青年的慷慨陈词，陆辞只沉默地喝了口茶。

     朱说与柳七所说一点不错，他的宋史记得的虽不多了，但对那屈辱的花钱买和平，还是颇有印象的。

     更知道这和平哪怕想买，也买不久。

     强势崛起的外族，在明知宋人富庶的情况下，凭什么让他们每年乖乖等着部分奉上，而不亲自去把全部取来呢？ 而在侵略势力与大宋翻脸之前，大宋已先撑不住了。

     最初是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不得不仓促下进行变法改革，而改革亦进行不顺，加上天灾人祸，最后外敌趁虚而入，就一败涂地，不得不越退越南。

     最后以杭州为都城，南宋再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可避免地覆灭了。

     但陆辞也不认为，朝中就真是一群睁眼瞎，只顾眼前的短暂和平，而不顾长远的发展。

     问题怕还是出在皇帝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