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的电话。

    “我不想在废料场干活。

    ”他接起电话时，我哽咽着说。

     “发生了什么事？”他说。

    他的声音听上去充满担忧，肯定是以为又出什么事故了，“大家都还好吧？” “都很好，”我说，“但是爸爸说我必须在废料场干活，否则就不能住在家里，但我再也不想干那个了。

    ”我的声音颤抖着，语调高得不自然。

     泰勒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回想起来，我相信他的本意很直白，就是想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我那孤僻多疑的耳朵听到了一个弦外之音：你指望我能帮你什么？我开始动摇了，我觉得头晕目眩。

    泰勒是我的救命稻草。

    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后求救的对象。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我可以拉动的一根有力的杠杆。

    但现在我拉了这根杠杆，才明白其实它徒劳无用。

    它根本不能做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泰勒说。

     “没什么。

    一切都好。

    ” 我挂上电话，又拨通了斯托克斯商店的电话。

    是副经理接的。

    “今天的活儿干完了吧？”她用欢快的声音问。

    我向她道歉，告诉她我要辞职，然后挂了电话。

    我打开壁橱，我的废料场专用靴就放在里面，四个月前我把它们收了起来。

    我穿上靴子，感觉自己从未脱下过它们。

     爸爸正在叉车里，铲起一堆瓦楞铁皮。

    他需要个人手将木块放在拖车上，这样他就可以卸货了。

    看到我时，他将铁皮放低，以便我可以踩着上去。

    我骑上那堆东西，上了拖车。

     我对大学的记忆很快变淡。

    铅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投影仪切换下一张幻灯片的咔嗒声，下课时响起的钟鸣声所有声音都被丁零当啷的铁皮撞击声和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

    在废料场待了一个月后，杨百翰大学就像一个梦，某种我想象出来的东西。

    现在，梦醒了。

     我的日常和从前一模一样：早饭后，我给废品分类，从散热器里取出废铜烂铁。

    如果哥哥们也在现场工作，有时我会跟着去开装载机、叉车或起重机。

    午餐时分，我会帮母亲做饭和洗碗，之后我要么回到废料场，要么去开叉车。

     唯一的变化是肖恩。

    他不再是我记忆中的人。

    他不再厉声说话，似乎变得心平气和。

    他正在为GED[7]复习，一天晚上，我们干完活开车回家时，他告诉我他要去社区大学念一个学期。

    他想学法律。

     那年夏天，虫溪剧场要上演一出剧，我和肖恩买了票。

    查尔斯也来了，就坐在我们前几排。

    中场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