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一系列微妙的推动作用之下，我写了一篇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的论文。

    我以第三人称的角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我写道，父母患有躁郁症的孩子受到双重风险因素的打击：首先，因为他们在基因上更容易患上情绪障碍；其次，因为充满压力的生活环境和患病父母糟糕的养育方式。

     课堂上，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

    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

    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

    我只感到愤怒。

    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

    母亲。

    卢克。

    肖恩。

    我们伤痕累累，瘀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

    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

    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

    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提交论文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巴克峰。

    回家不到一个小时，我和爸爸就争论起来。

    他说那辆车是我欠他的。

    这件事他只是随口一提，但让我歇斯底里地发了狂。

    生平第一次我冲着父亲大喊不是因为车，而是韦弗家事件。

    我气得喘不过气来，我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哽咽抽泣着吐出来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那样吓唬我们？你为什么那么奋力地和想象出来的怪物作战，却对自己家里的怪物无动于衷？ 爸爸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很是震惊。

    他的嘴耷拉着，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抽搐着，仿佛要抬起它们来做点儿什么。

    自从那次他蹲在我们失事的旅行车旁，看着母亲肿胀的脸，因为电线在金属上传导致命的脉冲而不能触碰她，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无助。

     出于羞耻和愤怒，我一走了之，一路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

    几个小时后父亲打来电话。

    我没有接。

    对他尖叫无济于事；不理他或许管用。

     学期结束时，我留在了犹他州。

    这是我第一次暑假没有回巴克峰的家。

    我不再和父亲说话，甚至没有通过电话。

    这次并非正式与他疏远：我只是不想见到他，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没有回去。

     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

    十九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我搬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新公寓，那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