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我恳求他的时候，他不停下？我写道：就像被一个僵尸殴打。

    仿佛他听不见我说话一样。

     肖恩来敲门。

    我把日记本放在枕头下面。

    他耷拉着肩膀进来，说话声音很轻。

    那只是闹着玩的，他说。

    他不知道会伤害到我，直到看见我在工地扶着胳膊干活。

    他查看了我的手腕，又检查了我的脚踝。

    他为我拿来用洗碗巾包好的冰块，说下次两人再闹，要是有什么不对劲，我一定要告诉他。

    他离开后，我继续写日记。

    真的是在闹，在开玩笑吗？我写道。

    难道他不知道他在伤害我吗？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开始自我反思，思考自己是否表达清楚：我低声说了些什么，尖叫了些什么？我决定相信，如果换一种方式请求他，让他冷静下来，他就会停下。

    我写下这些，直到让自己相信。

    这并没花很长时间，因为我想相信就是这样。

    想到过错在我，我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意味着事情还在我掌控之下。

     我收起日记，躺在床上，背诵着这段话，仿佛这是一首我决定要用心记住的诗。

    我几乎就要将它牢记在心，突然被一个念头打断了背诵。

    一幅画面侵入我的脑海我躺在地上，胳膊被按在头顶上。

    我重回停车场，低头看看自己露出的白花花的肚皮，然后抬头看看哥哥。

    他的表情令人难忘：不是愤怒或狂暴。

    其中没有怒火，只有平静的快乐。

    然后我有点儿明白了尽管内心不愿承认他的快乐正源于对我的羞辱。

    羞辱我并非事出偶然或副作用。

    那是他的目的。

     这种不完全的认识攫住了我，有几分钟我的脑海被它占据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拿出日记，做了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我把发生的经过写了下来。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日记中使用模糊隐晦的语言，不再隐藏自我暗示和提议。

    我写下了记忆中的内容：有一次，他强迫我下车，将我的双手举到头顶按住，我的衬衫也蹿了上去。

    我恳求他让我整理一下衣服，但他好像听不见我的话。

    他只是像个大浑蛋一样盯着它看。

    幸亏我个头还小。

    如果个头再大一些，当时我就会把他撕成碎片。

     “不知道你到底用手腕干了什么，”第二天早上爸爸对我说，“但你这个样子在队里派不上一点用场。

    你还不如回犹他州。

    ” 开车返回杨百翰大学就像一次催眠；一到那里，我关于前一天的记忆就已经模糊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