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请求对方提供复印件，几天后复印件寄到了。

    “老天呀！”母亲打开信封时说。

    每份文件上的出生日期都不同，而且与奶奶在宣誓书上说的日期也不符。

     那个星期，母亲每天都要打好几个小时的电话。

    她把听筒夹在肩上，电话线伸到厨房那头，不管是煮饭、打扫，还是制作白毛茛和赐福蓟草酊剂时，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话。

     “当然了，她出生时就该给她注册，但当时没办，所以现在才办。

    ” 电话那头的人小声嘟哝了几句。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这一星期我对你、你的下属、你下属的下属，还有其他不下五十个人都说过了，她没有上学记录或医疗记录。

    她没有这些！不是记录丢了！我没法去要复印件。

    记录压根儿就不存在！” “她的生日？就算二十七号吧。

    ” “不，我不确定。

    ” “不，我没有文件。

    ” “好的，我等着。

    ” 母亲每次坦白说不知道我的生日，对方总是让她稍等一下，把她的电话转给上级领导，仿佛不知道我哪天出生使得“我拥有身份”这整个概念都不成立了。

    他们似乎在说，人怎么可能没有生日？我不明白为什么不可以。

    在母亲决定给我办出生证明之前，我从不觉得不知道生日是件怪事。

    我知道我是在九月底出生的，每年我都会挑一个不是星期天的日子过生日，因为在教堂过生日很没趣。

    有时我希望母亲把电话递给我，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解释。

    “和你一样，我也有生日，”我想告诉这些人，“只不过它不固定。

    难道你不希望能变换一下你的生日吗？” 最终，母亲说服山下奶奶重新去做宣誓书陈述，说我是二十七号出生的，尽管奶奶仍然相信二十九号才是我的生日。

    爱达荷州颁发了一份延期出生证明。

    我还记得信件寄来的那天。

    当我拿到第一份证明我是个人的法律证据时，我的感觉怪怪的，就好像权利被人剥夺了：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还需要证明。

     最后，我比卢克提前拿到了出生证明。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那些人，说她觉得我是在九月最后一周的某一天出生时，他们默不作声。

    但当她告诉他们，说她不确定卢克是生在五月还是六月时，他们喋喋不休炸开了锅。

     那年秋天我九岁了，陪同母亲一起去接生。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要求同去，提醒她玛丽亚在我这个年纪已经见过十几个孩子出生了。

    “我又不是哺乳期母亲，”她说，“没理由带你同去。

    再说，你也不会喜欢的。

    ” 终于，一个有好几个小孩的女人雇母亲去接生，我便被安排在分娩期间照看孩子。

     电话是半夜打来的。

    刺耳的电话铃声响彻门厅，我屏住呼吸，希望不是谁打错了。

    一分钟后，母亲来到我床边。

    “该走了。

    ”说完，我们一起向车子跑去。

     十英里的车程中，母亲一路叮嘱我，万一最糟糕的情况发生，联邦政府的人也来了，我该说些什么。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告诉他们母亲是一名助产士。

    若是他们问起我们为何在那里，我什么都不要说。

    母亲称之为“闭嘴艺术”。

    “你就一口咬定，说你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