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那些符号。

    第二页，第三页，全都一样。

     我拿着测验题找母亲。

    “这是什么？”我问。

     “数学。

    ”她说。

     “那么数字在哪儿呢？” “这是代数。

    字母就代表数字。

    ” “怎么做呢？” 母亲拿来纸和笔，摆弄了几分钟，前五个方程没解出一个。

     第二天我又驱车四十英里，来回八十英里，带着一本厚厚的代数课本回到了家。

     每天晚上，小工队正要收工离开马拉德时，爸爸会给家里打电话，以便母亲在卡车开到山上时备好晚饭。

    我留心听着那个电话，电话一打过来，我就开母亲的车离开。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会到虫溪剧场，坐在包厢看排练，把脚放在窗台上，在面前摊开一本数学书。

    自从学完除法，我就没再学过数学，对概念也不熟悉。

    我能理解分数的理论，但做起来很费劲，而且一看到页面上的小数，我就心跳加速。

    连续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坐在剧场的红丝绒椅子上，在舞台上的演员背诵台词时，练习最基本的运算如何做分数乘法，如何运用倒数，如何将小数加减乘除。

     我开始学习三角学。

    奇怪的公式和方程让人安心。

    我被勾股定理及其通用性深深吸引它始终能预测任意一个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

    我对物理的认知全部来自废料场，那里的物质世界似乎极不稳定、反复无常。

    但有一个原理可以定义和捕捉生命的维度。

    也许现实并非完全变化无常。

    也许它能被解释和预测。

    也许它能用常理理解。

     我从勾股定理转向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时，痛苦开始了。

    我无法理解如此抽象的概念。

    我能感知其中的逻辑，能感觉到它们赋予秩序和对称的力量，但我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

    它们严守秘密，成为一扇大门。

    我相信这扇门外是一个规则而理性的世界，但是我无法通过那扇门。

     母亲说如果我想学习三角学，她有责任教我。

    她预留出一个晚上，我们俩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扯着头发在纸片上乱涂乱写。

    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才解答出一道题，但解出的所有答案都是错误的。

     “我高中时一点儿也不擅长解三角，”母亲砰的一声合上书，抱怨道，“我学的那点儿知识全都忘了个一干二净。

    ”